东林党声名素著，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那副被千万读书人作为座右铭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出自东林党首领顾宪成之手，镌刻在东林书院的门楹。东林书院，原是宋朝学者杨时（号龟山，朱熹的老师）寓居常州和无锡的讲学处，相传名为东林精舍。后曾一度废为僧庵。明朝万历二十二年，时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削职还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的帮助下，在原址重修东林书院。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梦麟、于孔谦等大儒讲学其中。他们在讲学中“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号称“清议”，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少退隐林野的士大夫争相前来，学院经常是人满为患。朝中大臣如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邹元标等人也与东林书院互通声气，遥相应和，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东林党人则自称“清流”，即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集团”。
明神宗后期，长期不理朝政，政治腐败，宦官擅权，胡作非为，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激化。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针砭时弊的意见，得到了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东林党人素以刚直清正著称，他们往往不畏强权，敢于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甚至冒犯龙颜，直指皇帝错误。这种风骨，也为朝野上下所敬仰。
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三党。双方互相攻击，互不相让。三党固然是党同伐异，而东林党也未必事事出于公心，明末朝廷事实上形成了朋党混争的局面。
天启初年，宦官魏忠贤迅速崛起，号称“九千岁”，权倾朝野，生祠遍地。齐、楚、浙诸党争相归附，形成了明朝最腐朽、最无能、最贪婪、最凶残的“阉党”集团。
东林党人始终以维护皇权为己任，哪怕是后妃干政，还是宦官专权，都要极力反对。天启四年，东林党杨涟（左都副御史）、左光斗（左佥都御史）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朝中大臣纷纷响应，近百道参劾奏章摆在了皇帝面前。结果却是异常悲壮，万燝（工部营缮主事）被活活打死在金銮殿上；杨涟、左光斗等被下大狱；叶向高（东阁大学士、内阁首辅、礼部尚书）、韩爌（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高攀龙（左都御史）、赵南星（吏部尚书）等被斥出朝。之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吏部给事中）、顾大章（礼部员外郎）、高攀龙等东林骨干纷纷被迫害致死，东林党遭受严重打击。然而，对东林党的劫难并未就此停止，阉党密网捕鱼，大批东林党人遇害，一时“朝中善类为之一空”。直到崇祯即位，魏忠贤自缢，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
东林党人用丹心碧血写就的这段悲惨历史，读来让人心痛。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惨剧的发生呢？难道仅仅是皇帝的昏庸和阉党的凶残吗？
乾隆皇帝一语道破天机：“朋党为自古大患……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集东林诸人讲学，以至国事日非，可以鉴戒……”
原来是“东林诸人讲学”导致了“国事日非”。原来是东林党政治讲学的社会影响，朝野联动的党派势力威胁到了皇帝的统治。一人上疏，百人响应，东林党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大到足以挑战皇帝的权威。封建社会，皇帝才是统治的核心，皇权是不允许有任何人挑战的，任何大臣，都必须是皇帝的奴才，皇帝的附庸。东林党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以清流自居，评议朝政，上则把持朝政，下则鼓动黎民。全国上下皆言东林清正，而道皇帝昏庸。是可忍孰不可忍呢？东林党的忠君爱国已被认为是对皇权统治、皇帝权威的极大威胁。东林党声望越高，皇帝恐怕是更恼怒，更是忧心。对此，东林党人丝毫未曾察觉，还继续做着清除乱党，得到皇帝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美梦呢。
纵观明朝历史，从万历后期开始，朝廷无事不卷入党争之中。各派之间，不以是非，不以法度，唯以党派是论，严重阻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皇帝的主张常因党争而不能实施，渐渐的，他们开始不信任朝廷的大臣。可是事情还是要办呀，于是宦官便乘机走上了历史舞台。宦官是皇帝的家奴，皇帝之所以器重宦官，其根本在于“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利用宦官达到权利的均衡，从而保障皇权的稳定，也就成了皇帝的必然选择。
东林党的悲剧是明末读书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