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似乎已成为历史名词了，对它没有什么担心或忧虑，巨变的年代孕育了优秀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当下，倒是当代文学令人担忧。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是精华与糟粕同在的，也许时间会给当代文学一个合理的答案，但是，对于社会上学术界的“文学边缘化”论断还是此起彼伏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很喜欢这个雅俗共赏的文学环境的。
前段时间看到王蒙和郭敬明同时做客新浪网《文坛开卷》节目，觉得特别有意思。王蒙的《老王》小品文系列出版不久，他邀请郭敬明来“捧场”。以前，通常是年轻人出书，老作家前来捧场、提携，如今也“别具一格”了。当然，谈话中也有提到郭敬明的新作《小时代》。且不说这是否是商业炒作，就单单从这一老一少的阵容看，就很有意思，王蒙代表的是老一辈资深的有发言权的作家，郭敬明代表的是八零后九零后新兴作家，都说这两者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明争暗斗，互相攻击，其实不然。在这个讲求“和谐”的21世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老王》是老少皆宜的小品漫画，富有哲理的思考；《小时代》是有一首青春之歌，融入物欲横流的现实。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只要是深刻的文学创作，其精神文明的内涵都是高于物质文明的。
从图书市场说起，有些书的出版要付出版费，有些书的出版要潜心包装，有些书的出版要深度包装。之前看到阔别文坛三年的莫言的“复出”新作《蛙》，他力求简装出版，他认为，只有读者看了说好就行，不需夸张的广告效应来宣传。正如他所言：“2000年以后，中国文坛少了很多浮躁……我们的文坛很像一个巨大的池塘，我相对来说还是在比较底层的，沉得比较深的。”“绿色”的观念在作家群体里愈来愈强，这首先体现在精神文明上。
莫言潜心打造的《蛙》，以“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经历为主线，描写了诸多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在民间发生的故事。小说以古老的书信体写成，夹杂着信件、故事叙述和剧本，文学性较强，但这是更是现实的文本化浓缩。计划生育，在中国实行了几十年之后，或多或少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政策上、民间里……不一而具。“三农”问题的关注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基本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在“怀孩子”、“生孩子“养孩子”等问题上与“计划生育”政策相冲突。作者莫言对此的关注，正是当物质文明达到一个饱和度彰显出来的大问题。小说中，姑姑的生活被夹在了新生婴儿的哭声和流产妇女的谩骂里，这或许还涉及到伦理方面的问题。“蛙”本身就是先民生殖崇拜的图腾，小说中的泥娃娃与婴儿、养蛙厂与代孕医院都是掩体与实体的对比。
回归伦理和道德，审视政策和法规，正是当代文学凸显出的最现实的问题。“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区别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当代文学的价值性更强。不是单纯的像电影追求“票房”一样追求“发行量”，不是单纯的想把作品挂在“畅销书”的首位，事实上，当代文学的精神意义更强。
再说说剧本。我总是感觉到，当下，我们的电影剧作家已经没有能力创作一部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的电影，因为创作一部高水平的电影剧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近风靡全国的《新三国》就有65集之多！是的，我国50集、80集的连续剧，或许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想，这里的很大一个原因是资本在起作用。收视率的基础是观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观众的品味。“艺术的大众参与和消费，影响或规定了艺术的发展方向和生产方式。”对此，很多批评家就觉得观众的品味太低了。其实，对于广大市民来说，看肥皂剧是无可厚非的。安徽卫视之前热播过《娘家的故事》，我妈妈就一集不拉的看了下来。她说，里面的讲述的是两家人面对婚姻的态度和生活，细碎的生活真实地反映出了当代人的婚姻生活和家庭关系。作为家庭情感大戏，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暂时的消遣，更重要的是看到自己家庭生活的一个影射，从中学到一点东西，比如婆媳关系、邻里关系、姐妹关系等等。影视作品或许是为了收视率而存在的，但是其实际的传播新理念新思想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电视剧，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直接改变着人的精神世界。
所以，不管是文学文本还是文学改编剧，在当下，都是高于物质文明的精神佳品。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近年来，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影视作品改编成文学作品的现象屡见不鲜。文学评论家程永新说：“张艺谋20年前就提出‘文学驮着电影走向世界’”。近年来，我国电影、电视的水平越来越高，实际上文学的发展是其基础，得到市场认可的电影作品如《活着》《天下无贼》《集结号》等都脱胎于小说。一些大卖的影视作品是先锋文学理念的体现，如电视剧集《武林外传》，是“后现代主义解构”的文本。纯文学圈或许感觉有些冷落，实际上，一大批搞文学的人去做影视了，从这个角度讲，文学非但没有没落，反而得到新的发展。这足以说明，当代文学还是欣欣向荣的向前发展的。
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了十几年了，物质化了的世界免不了郭敬明小说中的“物欲横流”，但是不可否认，当下的文学环境还是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的。坚信，80后、90后的新兴作家，能够把新文学演绎得更充实、更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