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篇文章，盛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仅是儒家思想的精华，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衡量一个人素质高低的标准，我以为这样说有点过了，为什么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语出《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如何评价这句话的分量呢？我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感悟的朴素总结，如果上升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境界，则显然有些苍白。
从逻辑上讲，如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请问，己所欲，便可施于人吗？比方喜欢抽烟甚至吸毒的，难道自己喜欢做，就可以强迫让别人也去做？显然道理站不住脚。回到这句话本身，己所不欲的，难道不可以施于人吗？举个例子，有些家长自己年轻时做不到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难道不能够要求自己有潜质的孩子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在这个例子上孔子的道理也讲不通。
有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解为不能宽以待己、严以律人，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并深以为是真理。其实，这也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三国时的曹操，因为马踏麦田触犯了自己所定的军纪，按律当斩，难道曹操必须自刎而死？显然曹操做不到，于是剑削青丝以谢军中，宽以待己了一把。那么，其他人违反了军规？曹操能够统统不按律制裁，做到宽以待人？显然也不能。严以律己、严以待人是集体生活中必需的，也是最佳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只能在短时期实行的笼络人心之举，长期下去规章制度就会失去制约力，就会人心怠慢，对纪律没有敬畏；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是无奈之举，属于自毁形象，只能偶尔为之。宽以待己、宽以待人，对于生活在自由散漫群体中的人比较合适，一盘散沙、没有群体战斗力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有人拿布劳特的例子来印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正确性，显然也是不恰当的。布劳特原是一个犹太人音乐家，德军占领后他与德军合作，担任“犹太人自治会”的警察局长。检举人告发布劳特在担任警察局长期间，为了博得德国人的欢心，有意多送犹太人到死亡集中营，是间接杀人犯。地方法院最初判布劳特15年徒刑，布劳特不服，向以色列最高法院起诉，最后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决布劳特无罪释放。为什么犹奸布劳特被无罪释放？以色列法院的法官是这样解释的：“求生是人的最起码本能。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而出卖组织、出卖朋友、出卖他人，尽管是一件不值得提倡的非道德行为，但也不能构成犯罪。我们处罚罪犯时，必须把我们自己也放在同样的环境来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当时如果布劳特不与德国人合作，那就意味着放弃‘生’的机会而选择‘死’。假如我当时处在布劳特的位置，我也同样会选择‘生’的机会与德国人合作。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做到我们自己不能做到的事。”（例子摘自于网络）
在这个例子中，布劳特有意识地多送犹太人到死亡集中营，是对犹太民族犯罪的行为，以色列法官判他无罪的理由，既荒唐，也显得可笑。这个法官做不到不出卖犹太人，并不意味着其它人做不到。这样的判例，只能说明了这个民族价值伦理观念的混乱。拿着个人的“欲”与“不欲”，替代了国家和民族的“欲”与“不欲”，这是一种非常不严肃的、也是不规范的行为。
长期以来，经过反复实践得出的社会生活准则，维持着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欲什么”与“不欲什么”，可不可以施给别人，一般都受着法律和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在社会集体生活中，可施于自己和别人的，必须是符合社会生活准则的，符合团体纪律的。能够按照社会生活的规则，去考虑自己的“欲”与“不欲”正不正当，可不可以施给别人，这才是真正衡量一个人素质高低的标准。
中国文化的保守和守旧表现之一，就是不加分析，对古典文化全面投降，只肯做旧文化的奴隶，而没有扬弃的勇气，更没有创新、发展的意识，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