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青年对某位女诗人慕名已久，一旦面见其人，却非常失望，伤心：“她的诗是那么美，可她的人……”与想象的差距太大了，真是“相见怎如不见”了。联想到近年出现在文坛的“美女作家”，看了她们的玉照之后，似乎也只能这样理解：能成为作家的女子本来就很少，那么“美女”之于“作家”，标准也就只能大大降低了。
这种伤心，古已有之，且颇为类似。
晚唐诗人罗隐，长于咏史，诗名甚著。当朝丞相郑畋的千金非常喜爱他的诗，成天反复吟诵，且爱屋及乌，由诗及人，对罗诗人仰慕不已，大有“非罗不嫁”之意。郑丞相知道了女儿的心思，一时却也不动声色，没有急于表态。有一天，郑丞相忽地邀请罗诗人来相府做客，并向女儿打了招呼，让她“帘下窥之”，尽情地观赏饱览这位心仪已久的才子。结果如何？郑小姐“自此，绝不咏其诗”，非常坚决地再也不吟咏罗隐的诗了。原来，是罗隐“貌寝陋”。其貌不扬，与才情之美形成的反差，实在太大，既然这样，那就只有进行“冷处理”，干脆，来一个眼不见为净吧。郑小姐的表现是颇为理智的，当然，她内心的失望和悲伤也是可以想见的。
实际上，更可悲的，还有文美貌亦佳，而人品并不美甚至非常卑污龌龊者。
在旧小说中，经常以“宋玉潘安之貌”来形容美男子。这宋玉，乃战国时楚人，是继屈原之后的辞赋大家。他的《登徒子好色赋》，分明是自我推销的杰作。开头借楚国大夫登徒子之口，称宋玉“体貌闲丽”；继而极尽渲染之能事，描写了一位俨然是天下第一美女的“东家之子”，“登墙窥臣三年”，多年来坚持不渝地爬在墙头，向宋玉发动大胆而又持久的爱情攻势；而宋玉呢，站稳脚跟，岿然不动，“至今未许也”。同时，更将登徒子的妻子描绘成一个丑八怪，而爱丑妻并生下五个子女的登徒子，反而被诬陷并坐实为“好色者”，蒙不白之冤竟然长达二千多年，至今未有平反，“登徒子”也成了“好色之徒”的代称，而宋玉却赫然成为天下第一美男的代名词了。据《史记》记载，宋玉“祖（仿效）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虽说是学习了屈原的能说善写的本事，至于忠直诤谏呢，对不起，可学不了，不敢学，只能对着昏庸透顶的楚顷襄王曲意逢迎，粉饰升平，眼睁睁看着楚国一天天走向衰败，走向灭亡。
至于“潘安”，则是晋朝人潘岳，字安仁，《晋书》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手拉手围住他）。”坐车出门，则满载而归，女人们形成一个包围圈，都争着往他的车上抛水果。货真价实的美男子一个，得以与宋玉并称。因为母亲亡故，按照规定，辞去官职在家丁忧，闲极无聊，便写一篇《闲居赋》，自称“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身其逸民，名缀下士”，“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多么恬淡高洁，俨然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高人隐士了。“赋闲”也成了一个颇有名的典故。不过，《晋书》的记载却是这样老实不客气：“（潘）岳性轻躁趋势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辄望尘而拜。”分明是趋炎附势，人格卑下！后来潘岳成为司马氏权力之争的牺牲品，被杀了头。
初唐诗歌中，有一首颇为著名的五言绝句《渡汉江》：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这首诗，写的是作者长期客居异地、久无家人音讯，一旦走近家乡时，产生的一种非常想问又不敢问，急于知道又不敢知道的矛盾、复杂、痛苦的心理。这种心理既是特殊的，又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因此引起人们的共鸣，世代流传。诗，是好诗，作者还为律诗体制的定型作出一定的贡献；至于作者的长相，《新唐书》称其“伟仪貌”，就是说，一表堂堂。然而，论其人，实在不是个好人，而是“文人无行”的典型。这个人就是宋之问。据记载，宋之问原先想巴结女皇武则天，可武则天不喜欢他，他便退而求其次，“倾心媚附”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极尽讨好拍马之能事，“易之所赋诸篇，尽（宋）之问所为”，写一些或歌功颂德或无病呻吟的篇什，署上张易之的大名；生活上的关怀体贴，更是无微不至，“至为易之奉溺器”，真真令人作呕，斯文扫地，无耻之极！《新唐书》评之曰“无品”，就是说，连人品低劣也谈不上。如此评语，实在尖刻，却也不可谓不的当。还据说有这么一回事：他的外甥刘希夷写了一首诗《代悲白头翁》，其中有这样两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宋之问是识货的行家，一见就知道是难得的绝妙好辞，便想据为己有，要刘希夷出让，就是说，舅舅要剥夺外甥的著作权。刘希夷拒绝了，说实在的，这样的好诗，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制造出来的。宋之问恼火异常，有一天，刘希夷正在午睡，他便叫人用一个袋子装上泥土，把这个颇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刘希夷活活压死了！舅舅谋杀外甥，有人说，这件事是无稽之谈；就宋之问的为人看来，并非完全不可信。
还有这么一首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化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首诗，是1910年作者因行刺清摄政王载沣被捕，关在狱中所作。慷慨悲歌，视死如归，令人感动不已，肃然起敬！与文天祥《过零丁洋》的内容和格调，又是多么相似！
再看同一作者的一首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杳难寻。桅楼欹侧风正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逝，神州又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这首诗，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沉忧虑和对世事沧桑的无限感慨，以及对自己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强烈自责。然而，谁能料到，这首诗竟是作者1938年12月发表了卖国声明之后，在去日本的舟中于南太平洋遇风浪时所作。在动人的诗文背后，潜藏的却是一颗卑鄙的心。
据说，作者其人长相出众，其名也颇有寓意，他自己说：“我之所以起名‘精卫’，就是要以精卫填海的精神来拯救中华民族。”然而，一切都不能抵消、不能掩盖其后的一系列的丑恶的行径，他最终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个人，谁都清楚，就是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

文不必如其人。早在古代，金朝著名诗人元好问正是有感于潘岳在《闲居赋》中把自己描绘成淡泊寡欲、忘怀功名的高人，而其人实际却是摧眉折腰、谄事权贵的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