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博士，在他毕业半年之后才找到了一个低级职业——做一个报社的校对，但他并不因此而自甘消沉，最终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泰晤士报》的总编，这个人就是生蒙。从《读者俱乐部》中看到的这个故事引起了我的深思。记录我们学历的文凭原来只是个陷阱，我们别以为自己取得了多高的文凭，就应该享受到多高的幸福，否则我们必然会跌落到那痛苦的深渊中去。
中国人历来将读书的作用看得高，古时有文才就有官位，所谓“学而优则士”，最有资格做官的是状元，然后是榜眼和探花，再就是进士及第。因为有此讲究，于是便有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经典理论。这个理论的最佳诠释恐怕是北宋真宗皇帝的那个《励学篇》了：“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这真宗皇帝是个耿直人，自己江山需要什么人，怎样选才全用这诗写明了。难怪宋代出了那么多的文豪，诗词歌赋样样繁荣了。应该说，真宗皇帝对读书的重视也是为了秉承他父亲赵匡胤“削兵权”“以文治武”的执政理念，使五代十国的局面不再出现，这在繁荣政治，和谐社会中是非常有益的。但是，这种对读书作用的过分夸大，唯文为才，以文定富贵的思想却影响了后来一千多年来中国人的读书观和人生观。“要想富，就读书”“读书可以光宗耀祖”的观念使得富贵成了读书的唯一目的了。那些名在孙山后的落魄子弟往往不疯即傻，甚至寻死觅活。而读出书来的所谓人才，却往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迂腐无能之极。这些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鲁迅的《孔乙己》都为我们再现过了。这种传承下来的读书观，至今还被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用来教育孩子，真可谓永传后世了。
中国人做事是讲究目的性的，读书更是如此。改革开放初，由于读书人工资水平低，十足成了“臭老九”，教书的不如卖鸡蛋的，脑体倒挂，所以曾掀起了一股“厌学”潮。后来，政府调整了知识分子待遇，而且重学历文凭的现象又抬了头，于是乎天下人都又看到了读书的好处，一窝蜂地又往独木桥上挤。读书的路挤急了，政府的压力又加大了，于是乎大学疯狂地扩招，高中疯狂地扩招，辅导班如雨后春笋般地走进了大街小巷，甚至学校都经不住家长的压力，风风火火地搞起了周末辅导来。中国人对读书的重视程度，恐怕在二十一世纪前后应该是最高的，至少教育的规模是最大的，收费的额度也基本是最高的。高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了，一些暂时来不及富的人，最多折腾到孩子读初中就开始挣扎玩命了，读出一个大学生往往穷了一家人，但是，另外一些人似乎不嫌这费用过高，价格低了的学校倒还不愿就读，在他们看来“只有优质的教育，才有好的学生”，而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好的教育，所以我们才看到了在金钱驱动下的教育的繁荣兴旺。这不为别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高学历高文凭，因为那不仅仅是荣誉，还是高贵的地位和金钱的富足。我们现在看到的对教育的整顿，是因为一部分人已经拼得死去活来之后，大发脾气，对教育不满的结果，要不然，为了文凭还不知道会拼到哪个地步。
其实，在我们今天教育蓬勃起来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一系列的家庭和社会的悲剧在上演。在我们的视线里，有被高消费的教育推进贫困深渊的家庭；在偏远的乡村，有被贵族化的教育排斥了的聪明的孩子；在落后的山区，有被富于诱惑力的教育折磨而死的父母；在我们梦想的大学里，有被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幻灭了前途跳楼自杀的学子。这些明显的征兆，已经在向我们昭示，读书，已经和古代一样有可能制造人间的痛苦；高文凭，又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一定能给我们带来富贵。
对于不同层次的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不同层次的教育，每一个人群应该有每一个人群的教育需求。一个工厂的高级技术工人，他也许只需要一个中专文凭；一个高薪的厨师，他也许只需要一个初中文化程度；一个养家糊口的清洁工，他甚至只需要一个小学文化程度。其实，这道理大家都懂，但中国人就十分奇怪，因为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该是享受荣华富贵的，技工、厨师、清洁工仿佛就是三教九流的下品。自谋职业就不算是正业，就是下贱坯子。读书的富贵是大富贵，不读书的富贵是低贱的小富贵，而读了书还不能富贵，那就是天理不公了。
外国人了解了中国人的这些思想，也许会笑掉大牙。起码他们知道，读书是不可能读死人的，当然，读书也不一定就能有荣华富贵。读书只是为了蓄积一些能量，多出一些本事来。外国人好像并不像我们对于文凭有那样的执著，人家可以用几十年的时间去慢慢拿一个文凭，而我们却非在短时间内拿到不可。这也许是因为读书对于大家的意义不同吧。外国人读书与富贵关系不大，而我们却非将读书与富贵联系得那么紧密。这就难怪我们总是要掉进文凭的陷阱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