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葛岩文章里提起的那小子，红棉袄。唉！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街头的楞小子成了街头的二大爷。不枉朋友一场，功成名就的葛岩还记得我这个混小子。
记得高中毕业后要上山下乡，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张顺利偷拿家里户口本下乡去了长安县，我一看急了，从家里偷出户口本也要去插队，谁知被父亲发現，臭骂了我一顿。也难怪，当年父亲为了抗日，瞒着奶奶从河北大名的一个山村里跑出来参加了石友三的国民党部队，从此再未回家。等抗战结束奶奶成了一杯黄土。父亲常说：人老惜子，猫老吃子。面对这样的老爸你休想远走异乡。没办法只好在家混日子。
在家门口我属于孩子王，这并不是我拳脚多么历害，菜市坑有几个拳脚非常历害的孩子，当时无人敢惹。文革中西安市头一批枪毙的就有我门口的一个，是打架用刀捅死人，当然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这仅说明我当时居住的环境。在我们那一块我当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身上流淌着河北燕赵人的血，可惜生在和平年代，打抱不平是我与生俱来的本能，再加上读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书，从小自比无敌大将军。记得有一次正在向门口的一群小伙伴吹牛，被我大哥看到暴打了我一顿，弄得我伤心了很长时间。
我最早接触诗歌是上小学的时候，是烈士诗抄，虽然居住在菜市坑河南人移民窝里，但从小我讲了一口标准普通话，得益于这些我后来才进了省傅物馆当临时讲解员，也才有幸认识了葛岩、王岐山、王晶、张克伦等一批当时西安市的精英分子。
我高中毕业后未下乡，在一次街头斗欧中被人打断了手，父亲东奔西跑给我办了免下乡证，我成了城市无业游民。当时最现实的事情是如何养活自己，有一天税务局有找上门让我去临时收房捐和地皮税，我帮了几个月忙，后来税收完了税务局有一姓景的老税务介绍我去省博物馆。当时陈列部的黄碧芳老师让我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就让我明天上班。其实我已经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在拖拉机厂当搬运工，工作辛苦工资又少，我当时辞了那份工到博物馆上班了。后来才发现这个决定影响了我的一生。
记得头天上班，我早早地到了碑林，在陈列部前面有两人在打羽毛球，后来知道一个是葛岩，一个是张克伦，后者成了我一生的朋友，还有王晶在傍观看。这是我初次见到葛岩，当时他小平头，个子很高，大眼睛，讲了一口话剧演员舞台上的普通话，标准但有点口吃，这是初步的印像。刚开始大家有点生，再加上感觉他们本能上高人一头，没怎么理我，我呢也懒的答理自命清高的人，但那时毕竟年轻，时间一长，大家减少了许多隔阂，张可伦平民化些，我俩最早在一起聊，慢慢地和王晶有了些接触，那时王晶和葛岩关系最密切，所以和葛岩也聊。
在我家门口那一带，我是有名的喷壶，我一聊准有一群听众，我讲三侠五艺、大宋八艺口才也算是一流，可是一到葛岩面前就变的不太会讲话了，原因是葛岩讲话引经剧典，一套套的哲理，我呢东一郎头西一棒槌没有条理。那时我发现能说和读书多少有直接的关系。有一天葛岩递过来一张他用钢笔字写的纸条，上面写着辛弃疾的一首破阵子的词，我被稼轩词中豪放的风格震摄，是葛岩领我走进了中国古诗词的王国。在这一点我对他始终有一颗感恩的心，使我一个街上的孩子变得想懂得多一点。说实在的，我当时和南郊的几个朋友在知识水平上有距离，很多事情搞不懂，记得在博物馆经常和葛岩争论的是张克伦，张现在是师大附中一语文教师，我呢只能在一傍听，插不上嘴。那时的葛岩口才极好，很少有人在争辩中占他上风，我比他大两岁，但在他面前我到成了小弟。
在朋友们的影响下，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使自己逐渐明白了些道理，再不寻人斗狠，如果不是读书我有可能在牢狱中渡过后半生。因为年轻时家门口谁打架都来叫我，让他三哥将人摆平，我呢也总是冲锋在前，指挥战斗。想想真是有点后怕，你不知道前几天我急了还想要和人打架，知识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文人堆里我是个野孩子，在街上孩子面前我又成了文人，成了四不像，四不像就四不像吧！
在博物馆我和葛岩只处了几个月，后来他们招工走了，我又在那里干了一年多，葛岩、张克伦在恢复高考后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知识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张可伦现在是特级教师，葛岩则是留美博士，我呢虽然从街头小子变成了街头二大爷，但是一个有点知识的二大爷。往事如过眼云烟，成功失败已不重要，我知道朋友们一切安好那才重要。
几天前我一个回民同学去世，当看到他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我失声痛哭。人有时要求很简单，为爱你的人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