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三四十年前的一段陈年往事，虽物是人非、恩仇已泯，可一切恍如昨日，历历在目，私下不敢忘怀，时时反思回味，只想诉说出来让后来人参考，不枉那些冤屈的事儿、受冤的人，但愿不再发生那些荒唐愚蠢的事。
1971年闰六月十二，18岁的叔叔一直与奶奶相依为命，据说叔叔吃奶吃到六七岁，并且是跪着吃奶的，事实上当时太穷，是父亲抚养叔叔到十二岁，后叔叔单门立户，与奶奶住一间单过，父亲住东头二间，日子穷得没法过，吃不饱。可不幸的是，半哑又有肺结核病的奶奶病死，终年49岁。那年我才8岁，刚记事又正上一年级，两个妹妹，最小的正吃奶，我们都经历了人生中噩梦般的一幕。
十月份，外公、爷爷、父亲带我一道到官圩里买黄豆回来打油吃，从桠溪坐车到高淳到曹千圩，再从沧溪芮家嘴坐船、经短门口到官圩里大圩埂，回来时他们是一路挑着走了一天一夜才到家，叔叔开始当队里的民兵排长兼会计，单烧小锅。叔叔在安乐村结一“同年老庚”，在董家庄看电影时拣到一件棉袄，送给我穿了多年，至今记忆犹新。
到冬腊月里栽油菜辰光，我们的房子又被烧了（以前曾被烧过多次），刚巧我外婆在，否则我们三个小娃都要被烧死了。叔叔在灶门口放着队里出工时常扛的一根红旗，因起早喊人出工，锅里烧着泡饭，稻草却从灶膛里掉下来，烧着了红旗，又正刮西风很快烧光了全部三间房子，当时我们全家在东头两间，堂屋梁上堆放有许多稻草，叔叔住西头一间。我们住队里牛棚半年，大队给了救济款30元，公社给了40元并批给0.5立方米木材，父亲步行一百多里去安徽买木料，用板车拉回来的，才又盖了三间稍好一点的草屋，仍是兄弟各住两边，我们一家仍在东头二间，还另外给叔叔留了盖房的木料。
房子盖好，我们搬进去住了两年多，到1974年，却发生了一起冤案，从此改变了父亲、我和我们全家的命运。
叔叔作为队里的民兵排长兼会计，在自住的小独屋里却发生了失窃案，父亲被不明不白地抓了起来。当时队里好不容易分了点红，一年下来发给我家20元，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到晚上，母亲去还春上在村中邻居家借的钱，父亲带我们三个子女在最东头的边屋一起炒蚕豆吃，并用蚕豆打宝玩，村上人都去看电影了，我们玩得开心，根本不知有人会翻墙到叔叔房子里，也没听到有什么动静，可就在这天夜里，叔叔家被盗，队里的公款、账本、发票都不翼而飞。
本来是村上人偷了叔叔家里的公款、账本、发票，并把账本、发票全丢在叔叔屋后我们两家公共的茅厕里。当时看热闹的人很多，有人在我家的房梁、土墙窗口上发现了几个脚印，当时是周小生瘌痢当队长，周队长等借机要整叔叔，逼问叔叔如何贪污的，叔叔被逼急，账目对不住，又找不出账本、发票，就胡乱指认是父亲偷拿的，于是父亲被众人反诬为盗，被大队民兵抓去关一夜，我作为陪斩亲眼目睹了恐怖残忍的一切，几个民兵把父亲绑着吊起来抽打，一直到半夜，父亲终于熬不住，被屈打成招，违心承认做了一切，待被追问脏物在哪？父亲胡乱说道：“钱是买东西吃了，账本、发票全丢在屋后茅厕里”。民兵们押着父亲回来时，偏偏就在茅厕里看到了所有的发票，但没有账本，父亲立时懵了，只好糊里糊涂地招认将账本烧了。于是村上人就都说是我的父亲偷的，尽管人人都知道我父亲一生老实本分，却没人出来讲一句公道话。叔叔听众人一说，便也指定是我父亲做的了。父亲被队里管制起来，本想一死了之，可又舍不下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只得忍辱偷生。
第二天，父亲背着恶名，到处借钱想法填平这个被诬偷盗的窟窿，还时不时被队里人批斗，过着屈辱的日子。过了几天，父亲独自含冤到广德找我爷爷哭诉，父子俩都气得要死，互相劝慰之后，才决定要把我们全家都搬过去。1975年1月（即1974年冬月二十九），父亲一气之下带着屈辱和冤情，母亲含泪依依不舍，是请大姨夫的大拖拉机在夜里帮我们搬家的，我们一家五口搬到广德的彭小湾，艰难创业度日，次日正是腊月初一，外婆曾戏谑地安慰我们讲：半夜里搬家就如同解放军夜里行军打胜仗，没什么大不了的。搬家时，原分给叔叔的木料由我家用拖拉机运到广德盖房子了（原先存放在母亲娘家周家庄的），原合住的三间房子全留给了叔叔。唯一的一根粗大木头分作两份，桩头给我们做中柱架，梢头给了叔叔，装车时几桶菜油在车边未及带走，却被村上人顺手拿走了，真有人做得出来。
我们从1978年起，住在“五七农场”的食堂公房、养蚕房里，1983年总算盖了三间青砖平瓦房一直住到现在（后来我在县城另买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商品房）。1978年叔叔结婚时，是父亲不计前嫌用板车送去打大桌子的好木料，连夜送到，到定埠已走不动了，那年我十五岁，一同推车，历尽千辛万苦，没想到在酒席上还受些冷白眼。而到爷爷去世后，叔叔只出一百五十元了事，丧葬全由父亲一人承担，叔叔借口是爷爷没养他，事实上是当时太穷，是父亲抚养叔叔到十二岁，后在多次失火、多次搬家盖草房之后，叔叔单门立户，与奶奶住一间单过，父亲带我们住东头两间，日子穷得没法过，吃不饱。可我们人穷志不短，偏偏父亲被诬成盗，含冤几十年，背井离乡，只想有朝一日能案情大白，洗却冤情。

1980年下半年，我考上中专，放寒假时回到老家走亲戚。听村上老人讲，国建在夜里偷稻晒稻，梅塘人顺夜里洒的稻粒印子和棉花絮子查找到他门口，村妇都来看热闹，婶婶也带着儿子来看热闹，正是这时，叔叔家的门被人下了，后来一查才知被偷掉30元钱，正巧是婶婶的妹子“丫头”从窗户里看到村上的“土行孙”下的门，当时却一直不敢讲。
从这时起，我便对父亲的冤案起疑，并开始了艰难的调查，一查就是十多年，虽有些端倪，却找不到确凿证据，更无法为父亲昭雪。通过走访，又问我姑姑，得知当时队上保管员是“小女子”张玉英，队里准备分红，是街道上那些下放户买口粮稻交款160多元（每人480斤，11元/担），叔叔刚拿回去还未来得及上交，就被人偷了，队里查问，讲叔叔台子上灰尘多，有脚印，就怀疑是父亲拿（偷）的，说从我家房子的“方”上爬上去、翻过去的，而我听父亲讲，当时他带我们三个孩子全在灶间炒蚕豆并用蚕豆打宝玩，村上人去看电影了，是有人看准时间打好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