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是1971年从山东文登来到黑龙江省嫩江县的，第二年我在嫩江的一个农村出生。父亲是66届高中毕业生，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父亲仅复习二十多天就参加了高考。虽然父亲的考分很高，但因为有妻有子，父亲最后考入了黑龙江省黑河师范高师班。1980年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城里教书，1981年我们全家从农村搬进城里。1984年第一个教师节前夕，我们兄妹三人和母亲的户口正式迁入城里，从此全家五口人都吃上了皇粮。母亲没有工作，为了缓解家庭经济拮据的状况，进城后她当过学校托儿所的保姆，在市场卖过粉皮和青菜，在医院伺候过病人。1984年，父亲分到了公房。因为我们家的新房位于学校大门外，并且临街，所以母亲决定开一家食杂店。1986年春节前，在借了一千多元购置货物后，母亲的食杂店开业了。那时候进货渠道只有糖酒公司、百货公司、烟草公司和土产公司等几个国营批发点，货源虽单调却稳定，质量也上乘。我记得那时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从上到下都在鼓励百姓干个体。那时候食杂店上烟可以论盒上，酒可以成瓶进。
母亲的食杂店开业后，我们家里整天都弥漫着小时候在农村供销社里才能闻到的一种甜甜的味道和芳香。我们兄妹三人天天围着柜台转，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心里充满了喜悦。因为家里有欠债，母亲对我们管教很严，不让我们随意吃食杂店卖的东西。哥哥大我两岁，他能帮助母亲推车上货，我和妹妹写完作业就当起了售货员。因我家附近没有第二家个体食杂店，所以母亲的食杂店生意很好。每天到晌午时排队买酒买罐头买日用品的人很多，有时需要三个人上阵才能忙得过来。随着生意的兴隆，母亲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父亲紧锁的眉头也逐渐舒展开来。有时晚上母亲算完一天的进帐后，就会自豪地对我父亲说：“现在我一个月的收入比你上班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一年后，我家还完了二千多元的外债，家里的生活也改善了很多。因家里有了积蓄，1988年春节前，父亲带领我和妹妹回到了阔别17年的山东老家。1988年以后，我家周围相继有十多家食杂店开业，但母亲坚持诚信经营和薄利多销的原则，食杂店的生意没有受到过多影响。年龄不到四十的母亲很能干，父亲上班没有时间帮她上货，多数时候都是母亲自己一人上货，上货时就把店暂时关一下。上啤酒是最累的，母亲一人推着手推车来回走八里路到啤酒厂上酒，去时车上装了十多箱空瓶子，回来是很沉重的十多箱啤酒。不管怎样累，母亲都说日子总算是好了，累点儿也高兴，再累也比农村地里的活儿轻巧。我至今还记得我上高中后，能帮助母亲上些货了，有时候放学后我在车后驮着一大包卫生纸，被同班女生看到后还感到很不好意思。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政府也放开了对某些专营领域的控制，百货、糖酒和日用品的批发已全部放开。因为政策的宽松，县城里的商品批发一条街于1992年正式成立了，食杂店的许多商品不必到百货公司、糖酒公司和土产公司去上了。自从商品批发一条街成立后，上门送货的多了，母亲不用自己亲自上货了，开小四轮的啤酒经销商也会把啤酒卸在我家大门外。
2000年，因为拆迁，我的父母在原来房子的位置购买了一处门市，母亲的食杂店也搬进了楼里。虽然周围商店越来越多，母亲食杂店的生意也有些清淡，可母亲却仍是乐此不疲。每次回到父母家过年，我的儿子都会很兴奋，他总是说爷爷奶奶家真好，有个大商店，吃的玩的啥都有。到现在母亲的食杂店开了整整22年，她老人家今年正好六十岁。我和妹妹不在父母身边工作，哥哥和父母生活在一个城市。我每次回家过年，都对母亲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们也都成家自食其力了，食杂店就不要开了，开食杂店太把身子了，你也没时间出去遛哒遛哒，再说我爸有退休金，你也有些存款，应该和我爸好好安度晚年了”。听到我的劝告后母亲总是说：“开了这么多年食杂店，让我突然不干了，我还真受不了。现在咱家生活好了，我开这个食杂店也不是为了赚钱，只是想让自己有个营生干，我要是不开食杂店了，不忙了，可能疾病就要找上门来了”。看到母亲忙碌而充实的样子，我们兄妹也就不再劝她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母亲的食杂店为周围邻居们提供了便捷的购物服务，见证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迁，也是食杂店的收入供养我和妹妹读完了大学，为我和哥哥娶了媳妇。周围的邻居们都说，在我们兄妹的成长中，母亲的食杂店是立了大功的。也正因此，母亲的食杂店也成为了我们全家人心灵中不可磨灭的一个美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