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在中国曾掀起一股上山下乡的浪潮，许多初、高中毕业的城里学生，为打破城乡差别、缩小工农差距，有献身的狂热性，有自愿的奴隶性，有胁迫的盲从性，更多的则是随遇而安、随波逐流的，从大、中、小城市扛起背包，走向草原、村寨、农恳兵团、生产大队，去实践伟大的理论。这股浪潮虽然只兴盛了十多年，随同文革的偃旗息鼓而退潮，但它却在一代人的心里烙上了永远也抹不去的烙印。个中滋味、个中甘苦，也只有经历者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曾当过知青，是自豪，是悔恨？权把它做为一种经历和命运中的一种磨砺，完善自我的人生。这在当时，是无法躲避的现实，是大势所趋。用一种时髦的说法，应唤作毕业即失业，按流行语叫“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包含着崇敬，包含着虔诚。由于在学校的身份，我不可能也没有其它选择，只有举着大旗带头去做，还要很认真地做。虽然并无当一辈子农民的想法。

一、表现

一下到生产队，我们就按照上边要求，组成了集体户。即和社员一样“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下工回到宿舍，自己则还必须动手做饭，来解决个人的温饱问题。广阔天地炼红心，还得吃饱肚子再理论。我们按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进行分工，即男同学担水、磨面、烧灶火，女同学和面、蒸馍、擀面条。

时间一长，暴露出一些矛盾，就转尔实行起轮流值日的办法，即无论男女，每人做五天饭，买煤换面，大家一起歇工去干。

那时年轻，思想活跃，又被一种激进的精神追求所左右，在与农民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与农村干部的交流中，演绎出一些是是非非。
由于在学校的学生干部身份，下乡后自然就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集体户，当了知青组长。每天除了劳动之外，付出的要更多一些。与大小队干部商谈工作，交流思想，交涉解决生活问题，与社员群众打成一片，学习农田耕作，以求获得挣工分的技能。除了必要的劳动出勤率外，还需要经常瞄一瞄政治路线的端正与否。那年月有一句名言，叫做“不但要埋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路走错了，拉车负载再多，也是为修正主义打基础。七四年，批林批孔开始，自上而下，把它当做幌子，借以攻击政治上的对立面。一时间大字报贴满了大队部，大标语刷到了公社所在地，更多的表现在县城的墙上。我的字并不完美，但也不甘落后，随政治到处运动，表现一番。这一派上台，那一派靠边，一个公社居然任命了七、八个书记、副书记，大队在书记之外又增设第一书记，发展党员居然可以不通过支部大会，造成龙多不下雨，干部多得成了灾，还得老百姓为其承担义务工。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理论指导下，一些投击钻营的人，不思谋发展生产，成天寻思着整人，甚至借打死老虎来表榜自己坚定的阶级觉悟和不妥协的政治立场。
上级提出破旧俗立新风、打击买卖婚姻。年轻人中的积极者即用退彩礼、婚事新办来彰显个人的态度和立场。我曾被大队派去随同结婚青年一起到公社登记领证，前往婚事新办现场督办检查。个别激进分子又揪出一位家庭出身地主的社员做为靶子，把活动推向高潮。这个社员早些年曾到陕西汉中等地赶过马车，也算是农村中见过世面的人，他有一女儿外嫁川口公社某村一贫农人家，因夫妻感情不和，正闹离婚。当地风俗，从男女定亲到结婚，要夹鞋样、送彩礼、看地方、送棉花等程序，花个两三千是约定俗成之事。为此，有的经济不宽裕人家娶个媳妇都得债台高筑。当劝者抓住这件事，把它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上纲上线，说成是地主分子借婚姻向贫下中农反攻。派我等外出调查整理材料，又把这个地主揪到大队部进行批判斗争。正在喝叫批判时，有个农村青年突然把电灯关掉，只听“劈里啪啦”一阵拳脚相交，那地主社员立时“哼呀”起来。屋内五、六个人，只有我们知青是外地人，他们本村的熟人熟面，明着动起手来怕日后算帐。关上灯，谁也不知道是谁动的手，甚至还可以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我当时楞在一旁。待到灯再亮时，方才悟出其中门道。心底不由地生出一种厌恶的感觉，觉得这些人层次太低，卑鄙庸俗，实难与之为伍，从中也看出了他们“革命”的品德和目的，无非是争权夺利。我指责过，也辩论过，从此开始远离这些人。再有事叫我，能推就推，能抹就抹，慢慢地，他们就把我入了另册。

其时，车在上坡时，人只能低着头拉，抬头是用不上劲的，抬头的人只能是旁观者。在农村，也有很多势利眼人，用着时，你就是天上的星，用不着时，你就成了路边的一块砖，甚至有人用脚踹都做得出来。随着政治上的翻烧饼，新贵们坐稳了权力的交椅后，就嫌碍事，开始排挤我。并公开声称：某某再有本事，我们就是不用他！

二、斗争

那年我才十九岁，年轻气盛，在学校一帆风顺，没想到走向社会来到农村，就遭此冷遇，一个农村大队干部、一个和社员一样靠工分吃饭的人，祭起权力的魔杖，竟可以呼风唤雨致人于不生不死的境地？政治上的落魄，导致心头的怨忿陡起，生就的脾性，眼里容不得沙子，尤其是对仗势欺人的恶势力更是不能容忍。这年夏天，一个意外事件，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大队当权者的儿子以捋猪草为名，擅入大队果园。正在看护果园的知青张连仲（早我一年下的乡）看到后，一是职责，二是义愤，就撵其离开。谁知这小子眼中无人，脱口就骂。张连仲长得腰圆膀阔，被称为我们知青中的大力士，他才不吃这一壶，何况他这是维护集体利益，执行的是果园管理制度，遂上前拎起草筐扔了出去，又将那小子向园子外推去。那小子平日横惯了，哪遇到过如此阵势，一时恼羞成怒，挥起镰刀朝张连仲身上砍去……当我看到连仲时，他背上已缝了三针。几天过去，慑于权势，竟没人敢对此事有个说法。中午，酷热难禁，连仲唤我到他宿舍，关起门窗，商量对策。因我是知青组长，我俩平时又很对脾气，共同的命运把我们的思想栓到了一起。爬在铺板上，写起了上诉信，这才惊动了省知青办，公社的一位副书记下来做了安抚和处理。当权者十分恼怒，碍于知青工作是当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关注重点，事态才未进一步恶化，但最后仍然是不了了之。

这口气，大队的当权者并未咽下，把“告状信”挂在了我的头上，到处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