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立国三百年，留诗数万首，写尽有诗以来的种种风华，成为异彩纷呈的神奇传说。有唐一代，举国士子以攻诗为业，红楼歌伎以唱诗为荣，市井小民以传诗为乐。这种大面积的诗歌繁荣，恰如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立在唐朝的版图疆域之上，成为有别于其它王朝的重要文化标志。写诗在一度时期，成为唐人的重要生活方式。
翻开厚厚的《全唐诗》，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在毛泽东的笔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天之骄子、人中龙凤。李世民应该感到高兴的是，他参与缔造了一个王朝的神话。如果说唐朝是一个瑰丽多姿的神话，那么唐诗正是全方位、多元化、立体式地展示了这部题材宏大的神话，李世民则兴致勃勃地挥笔题毫，为之剪彩，充当了一个诗歌文化推进者的重要角色。李世民留下贞观之治的辉煌史绩，也留下数十首诗，细细读来，倒也可圈可点。

隋末之时，天下大乱，李渊父子顺时应势，起兵于太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仿佛一匹脱疆的野马，需要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站出来，驾驭驰骋。事实上，一个旧王朝在寿终下寝之际，也似乎要将自己彻底走向衰亡。一个新王朝也总要以无数次的战争换得天下的长久安宁，简直是血祭太平。在这场历时弥久的战争中，李世民充当了英雄的角色。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升为天子，从一个弓马少年成长为一个国家的舵手，可谓锋芒毕露，才华如泻。李世民的一生，几乎都处于征战之中。即便是在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贞观十八年，他仍“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在他去世前十五个月的贞观二十一年冬，还派出大将奔赴前线，“以伐龟兹”。开疆拓土，征战天下，这个血液里流淌着战争因子的帝王，始终用武力维系着一个新王朝的基业。在《经破薛举战地》中他写道：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
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灵。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
沉沙无故迹，灭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这首诗追述的是事关成败的扶风一役。事隔多年李世民故地重游时，又回想起来，当年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仿佛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同样地，在经过陕西境内，又兴致不减地作了一首《还陕述怀》：“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很有些汉高祖刘邦回老家时登高大唱《大风歌》的味道。不过，表述上要含蓄委婉得多。
李世民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帝王。他知道文治武功、恩威并施的高级驾驭之术，因此从未荒废文化学业。在武力扩张达到一定程度，文化建国的方略也进入他的思维空间。他试图打造一个武力第一、文化第一的强大帝国。他的学习，是一种内在需要，是一个文化盟主的胸襟，也是一个政治家的大手笔：
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旧唐书?卷二》
太宗每见人上书有所裨益者，必令黏于寝殿之壁，坐卧观览焉。
——《隋唐嘉话?卷上》

皇帝与皇帝比，大臣与大臣比，一个朝代与另一个朝代相比，在同等条件下，往往更能比出真实性，比出差距来。堂堂一国之尊，日理万机，还要发愤学习，讨论到深更半夜，或者坐卧观览，可见李世民对于学习的认真态度，大概不亚于今天的许多大学生，还有一些考研的同学。这种政治家的学习，自然不是为名，不是为钱，确是为了治国的需要。而且，他也总能从历史中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得出自己的见解。譬如关于名讳的问题，他说：“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一句朱批，把那些曲意阿谀、玩弄文字游戏的下属挡得远远的。他是看得透的。曾经有人在他面前评论前朝的隋文帝杨坚，他也有一段经典的评价：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
武能定国，文能安邦。李世民登基因为读史颇多（中国的二十四史，其中八部在贞观时期问世，并且唐太宗还亲自给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王羲之等纪传书写评论），深谙其中玄机。登基之后，他追思古代贤王，立刻启用贤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呈现出一派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景象。在治理国家上，他注重“以民为本”，只几年功夫，贞观四年，“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道路焉”。到了贞观十三年，高丽、新罗、西突厥、波期等国，相次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一年，吐火罗等“远夷十九国遣使朝贡”。作为一代守成之君，唐太宗也积极地投身到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队伍中来，以一枝朱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诸多诗歌，勾勒大唐风采。在《正日临朝》中，他沉浸在百蛮归附、万国来朝的喜悦之中，“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在谦虚的背后，这该是怎样的一种豪迈与得意？还有诸如《伤辽东阵亡》、《帝京篇》、《过旧宅》等篇，也正对应了唐太宗文治武功的峥嵘岁月与济世安民的帝王胸襟。李世民也的确是一个大手笔的诗人，他只要轻轻说出一部作品，就足以叫人怦然心动，心旌摇荡，那是他写得最用心、最好、最得意的作品——《贞观之治》。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帝王与大臣之间的君臣之道，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李世民执政期间，竭力缩小这种等级森严的鸿沟，君臣之间的友谊，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典范。早在他为天策上将时，便开设弘文馆，“延四方文学之士”，特别是将原来政治上的反对派请进来，恩礼优待，讨论文籍，有时谈到半夜才睡。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入，他喜